来源：经济转型研究 2022-07-18 05:04 发表于北京 图片来源网络 来源：比较 作者：魏加宁 周毅 马骏驰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题图）作为导火索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长期“滞胀”。尤其是作为西方阵营首领的美国，在经济陷入“滞胀”泥潭的同时，又接连遭遇越战失败、“反战运动”和“水门事件”等多重打击。面对此种局面，苏联政府无视自身存在的“隐性滞胀”，错判西方“滞胀”的真正成因 ，不仅加紧宣传计划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黯淡前景，而且转而采取强势外交和扩张战略，步入“大国梦陷阱”，结果错失改革良机。 一、被长期忽视的苏联“隐性滞胀”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滞胀”问题的关注，大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而对同时期苏联存在的“隐性滞胀”及其影响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化的“滞胀”。只不过，经济停滞往往被虚假的统计数据所掩盖，而通货膨胀又总是被价格的行政控制给隐形化了，然而苏联领导人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一）苏联的经济停滞被统计数据所粉饰 目前国际社会所广泛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大都属于国民账户体系的产物（SNA）。但在苏联时期，使用的却是计划经济国家通用的物质生产体系（MPS）。学术界早就指出，MPS统计体系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认定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因此MPS统计指标体系只注重物质生产部门，不统计非物质生产部门，导致苏联的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长期停滞不前。另一方面，由于MPS统计体系计算的是中间产品价值而非最终产品价值，这使得重复计算现象十分严重，与只计算最终产品价值的SNA体系相比，物质生产部门的总规模和增长率都被严重高估。因此，官方口径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起来似乎相对较快，20世纪80年代以前，用国民收入或社会总产值口径计算的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官方统计数据长期维持在5%~10%的水平，远超同期采用GDP或GNP核算的西方发达国家。 鉴于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水分过大，为了准确把握苏联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于70年代对外公布了其对苏联经济的推算数据，并在之后多次进行过反复推算。CIA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苏联的官方资料，并将苏联的原始数据换算成SNA体系，以便推算出苏联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此后，国际社会在分析苏联经济增长状况时大多以CIA的推算数据作为主要依据。 随着西方资料不断流入以及社会环境逐渐宽松，苏联本土学者对于苏联经济增长的独立估算在80年代也开始活跃起来，其中以汉宁最为著名。汉宁认为，苏联官方统计资料极不可靠，早年价格基准混乱，因此独自重新估算了苏联的经济增长。 将上述三种数据进行比较之后不难看出，苏联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与美国CIA的推算数据以及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数据都相距甚远。例如，美国CIA推算的苏联GNP不仅绝对值比苏联80年代末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要低10%左右，增长率更是不到苏联官方版本的一半。如果与1951年后的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作比较，美国CIA推算的苏联GNP年均增速仅为苏联官方统计数据的60%。1928-198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增长了89.5倍，而美国CIA的推算数据为10.2倍，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只有6.9倍。 进一步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苏联政府的官方统计数据，还是美国CIA的推算数据，或者是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数据，在长期趋势上都是相当一致的，就是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放缓。首先，即使是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苏联经济增长放缓趋势也显而易见：平均增长速度从50年代的10%以上，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5.7%（下降了4.4个百分点），后半期下降到4.3%（比前半期又降低了1.4个百分点）。其次，如果根据美国CIA发布的推算数据，苏联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是从50年代的5.6%，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3.0%（下降了1.6个百分点），后半期的2.3%（比上半期又降低了0.7个百分点）。最后，根据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苏联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更是从50年代的7.2%，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3.2%（下降了4个百分点），后半期的1.0%（比前半期又降低了2.2个百分点）。 （二）苏联的通货膨胀被行政管制所压低 现代经济学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总供给少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时，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放开的，因此，通货膨胀会显性地表现为物价上涨；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被行政管制，因此，通货膨胀就会被隐性化，从而以商品短缺的形态表现出来。经济学理论也早已证明，由价格管制所导致的抑制性通货膨胀（隐性通胀）比公开性通货膨胀（显性通胀）更为有害，这主要是因为：（1）价格管制不仅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供求的扭曲，激化经济的深层次矛盾，使商品短缺成为常态；（2）隐性通货膨胀扭曲了通货膨胀表现的一般形式，失真的价格会导致决策出现失误，资源出现错配。 由于苏联长期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固定价格制度，官方公布的消费价格指数往往被人为压低，通货膨胀基本上处于隐性状态。从战后至80年代以前的情况看，即使根据西方学者重新调整和计算过的数据，苏联的消费价格指数也要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很多，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抑制社会总需求，用定额配给和财政补贴等办法维持价格的稳定，使通货膨胀不以明显的物价上涨形式表现出来。但是，70年代中期，苏联消费品的供给量与人民群众的需求量出现严重失调，大约相差20%左右，商品短缺、排队购物成为苏联的一大特色。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承认通货膨胀问题，只承认消费品供求失衡，消费品短缺，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才被迫承认：“最近几年居民的现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物质补偿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脱节现象。事实上，从1971至1985年，苏联的货币流通量增长了2.1倍，而消费品生产只增加了1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实行“休克疗法”，将价格全面放开，形成市场化的价格调节机制，于是1992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惊人的2608.8%，并在此后五年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其中固然有俄罗斯政府经济改革过于激进的因素，但苏联时期被长期压抑的“隐性通胀”显性化，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更深层原因。 图1：俄罗斯“休克疗法”时的年通货膨胀率（上年12月=100） 数据来源：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有学者指出，苏联经济自8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停滞、通胀和短缺纠缠在一起的“滞胀阶段”。如前所述，事实上至少从7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就已经进入了“滞胀”状态。只是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石油红利”和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苏联的“滞胀”被隐形化了，因而被各方所忽视。 （三）苏联的“滞胀”被主客观因素隐形化 首先，苏联“滞胀”的深层次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重点分析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土地通常被忽略不计）的投入量都不变时，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TFP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当TFP增速加快时，经济增速往往也会加快；当TFP增速回落时，经济增速往往也会减缓。TFP成为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标。当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工资水平却未随之改变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的TFP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成型，但是始终未能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重视。受制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苏联政府只关注“劳动生产率”，因而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被有意忽视。由于苏联官方一直没有关注TFP的计量和分析工作，使得现存资料中关于苏联TFP的讨论大多来自西方学者。 数据来源：金飞.前苏联经济增长的TFP讨论——苏俄与西方序列的比较[J].俄罗斯研究,2014(04):165-191. 如上表所示，不同学者的估算值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趋势却相当一致：就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经基本停滞，甚至出现了下滑。虽然苏联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来掩盖苏联经济陷入“隐性滞胀”的事实，但是TFP的停滞和下滑却表明，苏联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增加要素投入获得的，随着资源浪费和日渐紧缺，这种高速增长很难维持下去。除西方的估测外，苏联科学院院士阿甘别疆利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对生产率变化趋势进行了独立估算，结果发现：在1961-1984年期间，苏联的TFP除了柯西金改革时期稍有提高以外，一直都呈下降趋势[ ]。 资料来源：A. Hewett Ed.（1988）：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The Brookings Institute，第74页 在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大背景下，这种停滞乃至下滑对于苏联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后来的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不仅有油价暴跌等外生因素，更是长期积累的内在体制性矛盾的必然爆发。 其次，苏联的“滞胀”被“石油红利”暂时掩盖下来。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了19倍，原料价格上涨了7-9倍。从1969年起的十年期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增加了9倍。其中，仅苏联秋明油田的产量，就从1974年的1.16亿吨增长到1980年的3.12亿吨，占全苏石油产量的50%以上。作为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苏联借机大量出口石油。据统计，1974-1984年，苏联仅从出售石油与石油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就高达大约2700-3200亿美元。“石油红利”为帮助苏联经济渡过难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停滞和生产率下滑的严重性，暂时拖延了矛盾的暴露。 图2：1968–2006年进口原油的名义与实际价格（2000年美元计价）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 苏共中央智囊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事后指出：当时苏联应该把这种赚取石油外汇视为一个喘息的时机，并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个时机推动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走上正轨；但苏联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的尝试，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他接着又指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论是我还是我的许多同事都不止一次地想到，西西伯利亚的石油挽救了我国经济。而后来才开始意识到，这个财富又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它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很多时间，长久地推迟了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改革。”他还说：“那时我们把载能体无限度地增长，从这里找到了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那时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懂得‘不是挣来的财富最容易使人腐败’这句古老的谚语，不但适合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家。”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飞涨带来的“石油红利”，苏联经济的“隐性滞胀”是难以一直掩盖下去的，很有可能早就会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苏联解体问题研究权威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西伯利亚的石油，苏联很可能提前20年坍塌解体。” 再次，官僚主义使得苏联政府对“隐性滞胀”危害视而不见。 由于苏联在经济上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实行十分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苏联不仅在经济上出现了“隐性滞胀”，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从而导致苏联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出现了严重误判，致使苏联没有能够抓住西方发达国家“滞胀”的有利时机，及时推进本国的体制改革，彻底解决上述体制问题，结果导致经济崩溃、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 官僚体制僵化，信息传递失灵。组织学文献早就指出：组织的注意力特别是主要决策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是一个稀缺资源，难以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因此，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常常会与理性决策和有效治理相悖，这使得任何事情只有被拖到“火上房”的地步，才有可能被放到最高决策者的案头上，从而形成严重的“决策塞车”现象。一旦最高决策者批示说要重视这一领域的风险时，官僚组织体系就会采取临时的应对措施，并且只关注和解决眼前问题，只采取那些可以缓解当前直接压力的可行方案，从而形成执行者一拥而上，“齐步走”，“一刀切”，还要“一步到位“的“羊群效应”，出现“执行拥堵”现象。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官僚主义盛行，行政体制僵化，官员脱离民众，上下之间信息渠道不畅，上述“决策塞车”和“执行拥堵”现象屡见不鲜。史料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机构的管理人员由苏联建国初期的20多万增加到1860万人，占到总就业人口的15％，但是苏联党政领导机构决议得到执行的不到1/10。 自上而下看，苏联政府的宣传机器一直在努力塑造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官方报纸和广播电视连篇累牍地宣称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大力宣传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将“发达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放入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提出，罔顾苏联社会的现实，无视当时苏联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和紧迫的民生问题。而苏联宣传机构的“假大空宣传”和“报喜不报忧”的工作传统，营造了“太平盛世”、“一片光明”的虚假繁荣景象和盲目乐观情绪。仅20世纪70年代的上半期，苏联官方就增办了400多种新报纸、113种新杂志，这些新增的官方报刊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宣传性报刊，不厌其烦地粉饰太平，从各个角度来论证“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和属性等。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苏联“在社会科学领域，繁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再自下而上看，苏联下层民众对现实生活存在的不满情绪不仅无法及时有效地反映到上层决策者，反而还会招来“克格勃”的问话或关押。于是，大家都只能躲在家里关起门来私下抱怨，甚至由于害怕被孩子听见传出去引来杀身之祸，大人们只好躲到厨房里窃窃私语，故有“厨房谈话”一词流行于世（在苏联家庭中，厨房就类似于中国的客厅，喝茶、待客、用餐都是在厨房进行。因而，厨房逐渐成为人们聚在一起自由交谈“政治话题”的场所。一方面，厨房属于私密空间，可以不必害怕孩子或邻居偷听；另一方面，还可以躲避“克格勃”的监控。这些最多只有3-5平方米的空间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厨房文化”） 。这使得苏联老百姓极度不相信苏联党和政府，对苏联党所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现状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工作热情普遍消退，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当合理表达诉求的信息渠道被阻塞，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持不同政见”思潮和运动便开始蓬勃发展，并且达到了相当规模，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困扰苏联政府的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盛行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一核事故深刻地影响了苏联的历史进程，直接点燃了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导火线。事故是从1986年4月25日夜间至26日1时25分发生的，但相关信息迟迟不能上传至最高决策者，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直到事故发生8个小时之后才得知此事，而且还被轻描淡写地告知：“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这使得苏联领导人在事故发生的最初数日，迟迟没有获得准确而全面的信息，“只能凭直觉感到这个问题具有悲剧的性质，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又由于在高度集权体制下，苏联最高决策者迟迟没有发出正确而有效的指令，于是，州政府在等待中央政府的指令，市政府在等待州政府的指令，大家都坐等上级指示，以至于错过了救灾的最佳时机。再加上相关部门隐瞒真情，致使许多前去救灾的消防人员、救护人员，甚至报社记者都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核辐射下面，以至于造成救灾人员的大量伤亡。 … Continue reading 魏加宁：西方滞胀时期苏联的形势错判与战略失误